秦琅经略岭南，兼节度南中，一人统领岭南三广之外，又增管云南黔中二道，这在大唐臣子中，绝对称的上是独一无二的，起码贞观以来，还没有哪个臣子能够一人独揽五道军政大权。
不过这道诏令能够这么顺利的正式通过中书门下相公们的同意，关键还在于南中地区其实一直都还没进入正轨。
以前说岭南蛮荒，南中地区才更是化外之地。
云南有爨氏掌控四百年，而黔中由于地处高原，山河险要，缺少大的平原盆地，更加使的势力众多。
自秦汉以来，中原朝廷对黔中地区的开发，也仅集中在所设立的那几个州县治所附近和交通要道所经的平地。
大量的山区，被朝廷称为溪洞。
这些溪洞地区，也正是豪族大姓的天下。
就跟云南有爨孟等八大姓一样，黔中也有许多大姓，这些也多数是南下汉人数代经营之后建立起的庞大宗族势力。
比如说田氏，汉代以来就长期控制着辰、黔、思等乌江北部之地。
而同样是自汉代时起的牂柯谢氏，则数百年来都控制着黔中南地区。
这些豪族大姓跟爨氏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实力还没爨氏强。
“当初我随张公在史万岁麾下效力，征讨爨氏时，黔安首领田罗驹便阻清江、乱夷陵，致诸郡民夷多应。而谢氏从不服中国，拥胜兵数万，赵氏也拥胜兵两万人。”
贾务本毕竟是在南中地区打过仗的人，虽然那还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“贞观以来，朝廷对黔中也算是开始纳入统治，武德初是笼络，统统授封那些豪强首领为羁縻刺史，贞观则开始因地制宜，采取了更灵活多样的策略。例如，在旧有州县治所之间的隙地，主要以设置直属州县的方式，把溪洞纳入州县体系，并以编户制度管理蛮夷，在远离州县的地方，则通过招纳土酋授职守令和朝见制度等方式，对其进行管理。”
秦琅点头，其实贞观以来对黔中的政策变化，那都是秦琅主导的，他自己当然相当清楚这些背景的。
不过这个政策也就这几年的事情，在黔中推行还不怎么顺利。
就比五溪地区为例，五溪算是黔中开发较早的地区了，但活动在州县间的五溪蛮常常凭峙山险而扰乱地方。在南朝时期，五溪十洞就一直是个祸患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当初秦琅建议，众建以少其力。
直白点就，说是通过授封，把旧有的州县析分，大州变小州，一变二，甚至变三变四，以此来削减这些溪洞实力。
比如将思氏控制之下的辰州，分成了辰、叙、锦、溪、奖五州，分别授任境内的五大势力首领为刺史，并把原来的五县增加到了二十个县，又分授了二十个溪垌首领为县令，把原本思氏管理的一州，变成了五州二十县。
这样一来，这些州刺史县令都是由朝廷直接授封，而不再是过去思氏分封。通过每年让这些羁糜刺史入京朝见、进贡、赐封等，使的朝廷与他们之间增进了联系。
也进一步抑制的分化了思氏的势力。
对黔南的谢氏也是如此，最早是赐封南谢和东谢，最后西谢也只好入京朝见了。
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朝廷的最终目的，朝廷并不甘心在黔中道只推行羁糜政策，因此析分州县也好，羁縻分封也罢，都只是权宜之计。
最终都是为了让诸蛮承认大唐，然后让大唐可以派军队进驻，打通驿路，再逐步移民的。
若是没有秦琅在岭南使命的折腾，搞出那么大的变化，黔中也只会继续这般缓慢的推进演变，也许几百年都未必达成朝廷的最终计划。
但岭南和云南两边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不可避免的在影响着黔中地区，朝廷东宁都督府的设立，更是进一步的把影响力拓展到黔中南。
而北面的黔州都督府和播州都督府的设立，都加快了这一进程。
齐王李佑这样的皇子镇封，加上名将张士贵的镇守，也使的黔中的这些豪族蛮酋们压力不小。
从武德时李孝恭为山南道抚慰大使时招慰山獠开始，到如今贞观张士贵镇守黔中，他们用的最普遍的一招，其实就是筑城。
于交通要道的平原之地，筑一座城，然后设市通商，再招揽山民移居平地，再通过都督除选，也就是由都督授任当地的豪强子弟或溪垌首领为州县官员，吸纳他们为官府统治管理者，让他们参与到大唐主导的体制中来。
随着朝廷对黔中进一步的控制增强，朝廷也就开始废除都督府直接任用土酋为州县官员的旧例，代之的是更为规范的选官制度，南选。
南选不仅是对黔中的选官制度，也是在岭南、福建、云南等地推行的选官制度，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由中央派遣选补使和御史，负责对州县六品以下官员进行选拔和任命。
五品以上官员的选任则归于吏部。
都督除选，是由地方上的都督直接任命当地的土人酋长，而南选，是朝廷派出选补使和御史来朝廷考核任免，并且只限六品及以下官，五品以上官则要经过朝廷吏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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